教学杂忆——俞家琦

发布时间:2019-10-15 浏览次数:10

教学杂忆

俞家琦

     俞家琦,原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副校长,第四届江苏省电子学会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机电行业中专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电子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入选电子工业教育与人才培养史料中的人物资料,他编写的《高频电子线路》获电子工业部优秀教材一等奖,被编入《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草鞋峡时期(1953-1954)、御道街时期(1954-1966)、文革时期(1966-1973)、沧波门时期(1979-1984)、古平岗时期(1984-2003)、仙林城时期(2003-)。前五个时期我都在南无校工作,学校迁到仙林大学城之前我已退休,所以我写的“杂忆”只限于前五个时期。

  1. 草鞋峡时期

    1952年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军委通讯部,后又被派到张家口军事通讯学院外文系,学习俄文。一年后学习结业,被分配到二机部十局,参加一所中专校的筹建工作。这所学校开始叫“南京电信学校”,后又改叫“华东第一工业学校”,又改名为“南京工业学校”,最后定名为“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重点项目的附属项目。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而且缺资金、缺经验。政府决定全盘学习苏联,请苏联帮助援建一些必要的项目。电子工业(当时称无线电工业)是重点之一。为了给新建的电子工业配套培训人才,所以要建学校。苏联专家认为中等专业学校培训周期短,人才实用,所以建议建设中等专业学校。为了赶上新建的工厂急需,二机部要求学校在1953年招生,三年制,也就是1956年就要有毕业生。

    学校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筹建的。因为是当年筹建,当年招生,所以筹建组分为两部分:基建筹备组和教学准备组。基建组设在南京,教学组设在北京。教学组的办公地点就在负责筹建学校的十局内。十局给了我们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十来个人。和我一起从张家口转业来的有康振芃、陈传虞、王祺、王一飞,另外还有几位同样是52年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在工厂实习了一年,被分配到十局筹建学校。他们有赵伯苓、刘凤池、吉健等。因为旧中国只有“高工”(相当高中程度的工业专科学校),而现在要全盘学习苏联,所以无论从教育计划、教学大纲、教材还是教学方法,都要求和苏联完全一样。我被分配教“金属工艺”,我从来没接触过类似的课程。领导给了我一本苏联的原版教材,要我边翻译、边备课。我很紧张,但是凭了一股“军人”的气魄,二话不说,就开始翻译和备课了。

    当时筹备组负责教学的是白宗福、赵骥,负责基建的是蒋葆增。

    因为这所学校定性为“国防工业学校”,而1953年初还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蒋介石也刚逃到台湾不久,所以“国防”还是一个大招牌。基建筹备组正是打着这样一个旗号,得到了南京市委的大力支持。在南京市光华门内御道街征地,一个月就完成了征地手续,立即盖房。但是盖房子还是要一定的时间,怎么也赶不上九月份开学。因此一边在御道街永久校址盖校舍,一边在南京郊外草鞋峡(幕府山)征收了一间废弃船厂,搭盖了一些草房,作为临时校舍。

    我们教学组19539月中旬从北京搬到了南京。

    学校从各地调人也很快。陆陆续续从全国调来一批又一批教职工。他们当中有南京工学院53年当年毕业生梁孟箴、郭美芸、庞莱、王焕铭、吴启平、沈伯康、沈俞坤,有从四川绵阳工厂调来的陈祥、赵明高、罗四维、夏在廉、李耀先、王大洪、韩国华等,有从各部队转业来的张志纯、游瑞云、赵西伦、王妙娟、施翠玉、田铭铨、杨建勋等,还有从工厂调来的王乃坤、贺铭琛、万淑雯、温宝泉、丁行之、李清等。调来的还有教师路宜平、吴兆熊、李丽莉、杨大成、王家骥等。

    按当时的规定,学校定为什么级别,就应该派相应级别的人当领导。南京无线电学校被定为“地师级”,所以不久上面就派了一位“地师级”干部--朱启銮当校长,白宗福被任命为副校长,蒋葆增、赵骥为教务主任。

    教师办公室在几间大草房内,好几个教研组在一间房内。学校有一间空的大教室,还有一个间乒乓球室。教职员工住在被分割成小房间的大草房内,虽然分割了,但是上面相通,因此隔壁房间说话都可以听到。学生宿舍则是大房间,每间住几十个人。教学区和宿舍区隔着一块农田。教学区在长江边,宿舍区在幕府山下,晚上老帅备好课后在月光下沿着田间弯曲的小路,听着青蛙优美的歌声回到宿舍。炊事员大多是御道街被征收了土地的农民。因为食堂就在长江边,吃饭的时候我们常常端着饭碗,蹲在长江边,边吃饭,边看江景。一个鸡蛋,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有时会看到江猪在水里游,一拱一拱地,时时露出脊背来,煞是有趣。

    第一年招生没有经过入学考试,是南京市在应届初中毕业生中选拔的,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是全国第一所国防电子工业专科学校,学生们也很愿意来,所以招生也很顺利。第一届共招收了500人,十个班,四个专业:无线电零件制造转业(甲专业)、无线电机制造专业(乙专业)、电子管制造专业(丙专业)、有线电机制造专业(丁专业)。

    因为是国防性质的学校,所以写信不能写地址,而是要用信箱。

    经过紧张的筹备,学校终于在1953104日开学了。当时?来参加开学典礼的有二机部的副部长刘寅,南京市来了哪位领导我记不清了。学生有500人,教职员工大约60来人。开学典礼在教室中间的一块平地上举行,没有坐椅,我们都席地而坐。大家情绪高涨,似乎有马上就要上战场的味道。

    开学后各就各位上课。因为我的课“金属工艺”是在一年级下学期开,所以开学后我先给同学们上俄语课,同时我还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和学生的年龄差不多,又都吃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所以很容易混熟。有时星期六在大教室(草屋)开舞会,老师和学生一起跳交谊舞,很是开心。我来学校前一直在学校当学生,现在虽然换了角色,但因为还是学校,也没感到有什么不习惯。

    草鞋峡校区很小,没有操场,只能勉强开辟一两个篮球场和排球场,没法在校内上体育课。可是教学计划中有体育课,不能不上。体育老师郑金坤就把活动场所扩展到了校外。好在是在郊区,当时人口也不多,学校外没什么车辆,所以郑老师就在校外的路上画了跑道,学生就在校外上体育。

    学校生活有快乐的一面,也有苦恼和不方便的一面。学校的厕所教工和学生在一起,而且是茅坑。天冷时蹲在茅厕,风吹屁股好冷!有时下了雨,粪坑内积了水,大便时粪水会溅到屁股上,于是只好先抛下几张纸,防止不愉快的事发生。我记得贺、王二位老师不习惯在学校上厕所,每逢此事要到离校几里地以外的下关去上厕所!

    学校地处偏僻,当时交通不发达,没有公共汽车,当然更没有出租车,城里的三轮车也不会到此地来。我们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马车,一辆马车可以搭乘四、五个人,大家分担车资。但是马车也并非随时都有,没有时只好靠两条腿了。我们进城首先要到下关,然后再搭乘其他车辆到市中区。进城不方便,有些学生星期天也不回家,在校复习功课(当时一周上六天课,有时周日也不休息)。

    草鞋峡没有什么商店,要买东西必须进城。学校门口有时会出现个别小贩,买些老菱、荸荠吃解解馋,味道还是很鲜美的。

    我们青年教师不但和学生关系好,而且和工友的关系也不错。例如炊事员王继德(光华门的农民)、勤杂工王金海、徐立明等,我们良好的关系维持了几十年。

    寒假过后,我开始上“金属工艺”课了。我是金工教研组组长,教师有叶厚畬、王焕铭、杨建勋。金工实验室也已初步建成,有几台硬度计,一台冲击试验机。赵西伦和田铭铨是金工实验室实验员。此时我的翻译已经完成,译稿被印成了讲义。那时的讲义都是油印讲义。用钢板、蜡纸、刻笔写出来再去油印机上印,有时赶不及,老师自己也要刻讲义。我很努力备课、上课,学生反映很好,我也很高兴。就这样我当了一辈子老师,而且就在同一所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我与南无校共成长。

    王祺、郭美芸教数学;王一飞、康振芃教电工;陈传虞、吴兆熊教力学。

    到了1954年的五、六月间,南京市开始下雨,一直连绵不断。长江上游也下雨,所以长江水位上涨,以至漫到岸上。学校开始组织抗洪,老师、学生排成一排,传递石块、泥土在江边堆砌堤坝。到了七、八月份终于发了大水(那一年的大水是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之一,史料记载大水淹没了长江沿岸4000多亩农田,使40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达36000多人,京沪线火车被迫停运达100天)。江水进了教室,我们的办公桌泡在水里,开始下陷,最后,办公室的水深到了膝盖。学校不得不搬家了。好在御道街的永久校舍已经盖好了一部分,可供学生上课、住宿之用(真是神速,可与80年代的“深圳速度”相比拟)。学校在先学生、后教工的安排下,于19546月份搬离了草鞋峡临时校舍,9月份在御道街开始了新的学期。

          草鞋峡时期在我们这些初建南无校的人们的脑海里永存!

        二、  御道街时期

         1、学校建设

         迁到新校址后,学校尚未建成,所以我们边上课,基建人员边加紧建设。

         首先完成了生活用房:学生宿舍;教工集体宿舍和家属宿舍;教工食堂;锅炉房和浴室。学生食堂暂时没建成,学生就在草棚饭堂用餐。我记得54年学校附近五龙桥下的小河也涨水了,水淹到校园内,有些地方水也很深,学生饭堂外满地跑龙虾,有人捉龙虾吃。

         教学用房陆续建成的有:六层教学大楼;金工实习工厂;图书馆;400米标准跑道的大操场;十几个篮球场及排球场;水泥球场;大礼堂;游泳池,还有教师办公楼。

    实验室设在教学楼内。大约有七、八间实验室。我负责建设的金工实验室设在金工实习工厂内,因为金工实验室有一些设备需要安装,所以放在金工实习工厂内比较方便。

    学校一项大的基本建设就是电子管实习车间,因为制造电子管需要煤气和氢气,所以要建煤气发生炉和氢气发生炉。学校基建负责人是蒋葆增,而他是电子管制造专家,在他的指导下这两项建设也顺利完成了。

    金工实习工厂和各实验室的设备,一年年的充实,逐渐完备。那时购买设备不是有钱就能买,而是要订计划,每年上级拨下钱来,我们都要在供货计划表上选取所需的设备,由蒋葆增副校长(学校迁到新校址后,蒋被任命为副校长,而原来的白宗福副校长则调到北京筹建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康振芃也随白校长调到北无)审核后上报十局,到下半年批准的设备陆续到货,这些设备大部分是从苏联或民主德国进口的。学校图书馆也是每年陆续购进图书,图书馆内最珍贵的是按年装订成册的美国进口的杂志(如IEEE等),这些杂志很贵,而且需要外汇购买,很难得的。图书馆的老馆长邱宗义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永远怀念他!

    学校还配套建立了幼儿园、子弟小学。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又在校区对面收购了一片土地,建设了新教学大楼,我记得大楼的建设面积达13000多平米。

    经过七、八年建设,建成了一所教学设施完善、设备齐全、规模可达六、七千人的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的基本建设有功之臣除了蒋校长外,还有基建科长姚世炎同志,是他和他的部下的积极工作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这批校舍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去看看仍然那么好,现在的一些豆腐渣工程如何能与之相比呢!

         2、苏联专家

    为了更好的向苏学习,二机部十局领导在为工厂聘请苏联专家时,也为南无校聘请了四位苏联专家:阿拉那疆、奥尔金、阿列施柯、格力申。1955年后专家陆续到校。阿拉那疆是一位“通讯专家”;奥尔金是“电子管专家”;阿列施柯是“无线电工艺”专家。所谓专家其实是苏联中等专业学校的相应专业的教师,例如,阿拉那疆原在苏联学校教“发送设备”课,阿列施克则是大学毕业后在苏联无线电工厂中工作了几年。他们来华后的待遇是在苏联原工资照领,中国另给补贴。其实他们在中国,学校包吃包住,不需要自己负担。苏联专家住在南京“专家招待所”(好像叫AB大楼),其中阿拉那疆是组长。他们来了之后被分配到各专业。阿拉那疆在乙专业,奥尔金在丙专业,阿列施柯是后来的,他负责辅导教“无线电工艺”课的老师。陈传虞、王祺、左尚义、邹宪泰等担任他们的专职翻译。苏联专家并非每天来学校,在学校也不是一整天,而是做了指导之后就走了。学校为他们配备了专车,来去很是方便。阿拉那疆和奥尔金还是比较有水平的,他们对学校领导和有关老师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

    当时聘请苏联专家的学校并不多,所以南无校有了苏联专家,学校地位也提高了。而且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电子类中专校,慢慢地南无校在同类学校中形成了领头地位。

    苏联专家来校之后,学习苏联的劲头更高了。什么都按苏联的办。教学大纲、教材不用说了,就连教学方法、计分制也按苏联的办法。教学方法叫做“五段制”,即上课的时间分为五段:组织教学(老师进课堂后先用眼睛扫描一下全班同学、有时需要点名)、复习旧课(包括提问)、讲解新课、总结、布置作业。去听课的老师要记意见本,如果五段中少了一段,也算一条意见。记分制不用百分制,而是五分制:54321,其中3分为及格。三年级下学期要进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毕业答辩。毕业实习到有关的工厂去参观、实习,毕业设计最好也在工厂做。毕业答辩在学校进行:要聘请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最好由工厂的总工程师担当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应包括毕业设计的评卷人,还有若干专业老师。第一届学生的毕业答辩就是在如此隆重气氛下进行的。我记得担任乙专业答辩委员会主任的就是南京714厂的总工程师官知节。答辩时学生一个个按序进场答辩,每人答辩约一小时。答辩后当场宣布通过与否。整个答辩完授予合格毕业证书(我记得还有一个什么称号,可能是技术员)。第一届毕业生中产生了六位优秀毕业生(发给了优秀毕业证书)。

           3、学校变迁

    学校的建立是为当时国家电子工业培养人才,而且是牢牢掌握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手中,因此学校的发展完全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点。学校的经费全部靠国家下拨(学生上学全部免费,贫困学生还有助学金)。学校专业设置、招生计划、毕业分配全部由上级部门(开始是二机部十局,后改为四级部,又改为电子工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下达。既然学校是随着国家电子工业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当电子工业急需人时,学校就大上;当电子工业萎缩时,学校就减小规模。可是培养人需要一个周期,三年或四年。而我们国家的工业在五十年代曾经大起大落,所以学校也跟着(有滞后效应)大起大落,这就给学校造成了很多困难。

    学校搬到御道街后不久,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的无线电技术专业的四个班的学生就合并到南无了,被称为戊专业。因为他们是52年入学的,所以他们在55年就毕业了,成为了南无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其中有陶文江、朱家珣、石弘、沈正中等)。而原招的丁专业(有线电机制造专业),学到二年级就被转成无线电机制造专业了。以后也没再招有线电专业,所以学校没有这个专业的毕业生。

    1953年到文革前,学校的专业设置有不少变化。例如,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管专业改成了半导体专业,在1956年学校还设置了计算机专业(模拟计算机,这在当时不能不算早的!),还设置了雷达专业、无线电机结构专业、无线电测量专业、水声专业、机电磁部件专业等。按照当时的编号为:1-无线电机专业、2-雷达专业、3-结构专业、4-水声专业、5-测量专业、6-计算机专业、7-电子管专业、8-零件专业、9-半导体专业、10-机电磁部件专业。另外还有综合班(实际属无线电技术专业)、预备班(为培养从部队转业而未达入学水平的学员而设,学习期满后转入各专业学习)、高中班(在无线电机专业设置的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两年)。

    学校招生的人数则变化更大,根据2003年编印的校友通讯录可知,各年招生人数为:53-10个班;54-8个班;55-8个班;56-33个班;57-11个班;58-16个班;59-28个班;60-31个班;61-14个班;62-063-7个班;64-11个班;65-15个班。66年以后由于文革的原因就没再招生。另外6364年各招高中生两个班。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做了如上统计,是为了说明学校在这几年的变化。招生人数是上级下达的计划,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变化?实际是反映了我国电子工业在那些年的变化。当电子工业大发展时,或准备大发展时,他们向电子工业部要人,于是电子部就布置学校扩大招生计划。可是等到过了几年电子工业形势变了,要不了那么多人,毕业生就难分配了。例如59年毕业了33个班,招收28个班(当时学校称之为“大肚子”),而60年遇到自然灾害,当年偏偏又招了31个班。61年,上级将中专校三年制改为四年制。可是,59年招收的学生到62年该毕业了,教学计划中的课程都学完了,怎么办?学校还得自己想办法调整。

    我记得大约在1956年还是1958年,有一次朱启銮校长在大会上说,上级来电话问他,学校能扩大到什么规模?他说我刚睡醒午觉,脑子里一热,马上回答说,6400人!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规模!他说:我并非“好大喜功”,学校有条件扩大到这个规模的。这就是那几年为什么逐年扩大招生的一个生动的说明。

    后来四级部和南京市有意把南京工学院的“无线电系”和我校合并,成立“南京电讯学院”,并任命南工的四系系主任陈章教授为筹备组组长,我校朱校长为副组长。这件事他们酝酿了一阵子,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成为事实。

    除了上述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的变化外,这些年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合合分分也有不少变化。1954年接收了扬州学校的4个班,以后合肥无线电工业学校合并到南无,而南无校的零件专业则迁到江西南昌,成立了江西无线电工业学校。雷达专业迁到成都,成立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南京的二九二技工学校撤销,教学人员合并到了南无。

    从以上的粗略描述可见,这就是计划经济下的南无的发展。当然有辉煌,也有挫折。但是总的来看,南无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且在全国同类学校中立于排头兵的地位。南无的建立和发展,是永远记录在中国教育史上的。

       4、教师队伍

       记得毛主席曾经讲过,办好一所学校的两个主要条件就是一要校长,二要教师。南无校的第一任校长朱启銮同志是一位好校长,他资历深(解放前曾任南京市地下党支部书记)、学历高(大学本科)、魄力大、能力强,他对南无校的初期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无校在御道街时期(人多称老南无)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他们学业精湛、责任心强、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校长和这批教师在老南无形成了一套优良的校风,这对培养人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时任四专科主任的朱余钊老师、教物理的刘体乾老师等就经常进行示范教学,对培养青年教师起了很好的作用。因为我在一专科工作,所以我对一专科的老师比较了解。一专科中的有经验、学生喜欢的老师就有刘昌图、郭美芸、黄天雀、周雄粤、余山、於绍闻、陈传虞、赵骥、寿福明、申业刚、贺铭琛、顾国光等一大批老师。赵骥是47年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贺铭琛是48年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他们的资格最老,水平较高。还有普基科教电工的李树燕老师,以及几位数学老师都是受欢迎的老师。老南无的语文教研组是一个高水平的教研组,藏龙卧虎,有许多高水平的老师。好的老师不仅本人概念清楚,而且讲课能切中要害,学生听课收获大。

    1959年左右,南京市想搞电视台,任务交到我校,要求试制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学校又把任务交到一专科。于是我就组织贺铭琛和刚毕业留校工作的许秉焕负责研制,贺按照杂志上刊载的线路图,组装成一套电视发射机,和一部电视接收机。经过努力调试成功了。市里决定发射机架设在鼓楼最高的楼顶上(我记得当时是一家商场)。发射机的机壳就是金工实习工厂赵明高老师用手工制成的。在运送发射机的那天,南京市派了几位老工人来搬运,我随车而去。我清楚地记得老工人怕把机子震坏了,他自己坐在车上(席地而坐),把很重的电视发射机放在自己怀里运出的。到了鼓楼由贺铭琛、许秉焕负责安装和调试,我到市委去调电视接收机。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彭冲同志,我见到了他,调试成功收到信号后他很高兴。后来这台电视发射机送给了南京电视台筹备组,他们还曾经使用过。当时还从无线电专业抽调了一些学生到南京电视台工作:如王杰、沈懿德等。

    学校后来又接着搞了一些科研项目,例如赵骥负责的“拖拉机遥控装置”;陈传虞和侯世恩试制的“扫频仪”;顾国光试制的“微波屏蔽室及微波漏能测试仪”等等。电子管专业的沈俞坤老师(是一位非常能干的老师)等还试制成一种用于气象方面的电子管。

    由此可见,学校师资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由于学校发展太快,单靠从外面调入大学毕业生来不及,所以不得不自己培养教师。在我们的师资队伍中有一大批本校毕业生,他们大多是优秀毕业生。这批教师在老教师的培养下,很快胜任了教学任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到了59年大发展时,从毕业生中选拔也来不及了,就抽调了一批在校生,突击培训了短时间就让他们上阵了。这批小教师是力不从心的,不久就转到做别的工作了。

    为了更好的培养本校留校毕业生,学校在1960年左右,经过四机部批准,成立了《南京市无线电夜大学》,不对外招生,只招收留校的本校毕业生,所上的课程只限于高等数学、大学物理、专业基础课等必补的大学基础课,毕业前还要做毕业设计。专业为“无线电技术”,学制五年,业余时间上课。因为是无线电技术专业,所以挂靠在我的专业,由我负责教学安排,学校的教学副校长徐浩担任校长。夜大的教师为:冯奇林(数学)、陈中萃(数学)、寿福明(数学)、胥荣生(物理)、郑福洁(物理)、郭美芸(无线电基础)、陈传虞(脉冲)、赵骥(电子线路)等。这所大学是四机部承认学历的,办学也很正规,所以得到了本校毕业生的欢迎。有好多人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从而对提高他(她)们的教学水平,对后来评职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教师队伍中还有一批重要的力量,就是实习工厂辅导教师。金工实习工厂主任是杨大成老师(上海交大47年毕业生),辅导老师是从绵阳厂调来的老师傅,像赵明高老师是八级钳工,手艺高强。其余老师傅也都是高级技工。无线电实习车间的丁行之、朱信林、万淑雯等也都是从有关工厂调来的较高级的老师傅,在一专科实验室的倪燮源是一位难得的好技师,他负责管理的实验设备,整理得有条不紊,整整齐齐。遇到仪器出了毛病他自己修理,大多很快就能修复。而且他还很爱护仪器,遇到有人不按规定使用仪器,他总会立即向我反映,要求制止这种不良现象。

        5、学生

        文革前从南无校毕业的有1万余人,这批学生对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文革前毕业生是国家培养计划之内的,不允许自己找工作,国家包分配。如有不服从分配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上学不要交学费,是国家培养的,是国家的人才。每年的分配计划也是北京的上级部门下达,甚至不许地方截留。最早毕业的那几批学生因为人数少,而国家又急需人,所以个个都跟“金豆子”似的,宝贵得不得了。他们虽然是中专生,但是由于南无教学质量高,再加上学生的努力,所以确实学得比较扎实。他们出去又赶上好时候,所以往往能超水平发挥。我和一些毕业生交谈时,有人告诉我,他们刚毕业参加工作,接受建厂任务,时间很紧迫。有资金,但其它均要自己策划、白手起家。同时有大学生和他们一起干,可是不如他们能吃苦。我校毕业生可以几天不睡觉,吃得也很简单,凭着一股干劲,往往任务能及时完成。看着成果,又高兴又增强信心。于是工厂建立起来了,车间建立起来了,产品生产出来了,而我们的毕业生也就担负起重要职务了。前几批毕业生受到了好评,后来的毕业生跟着得到重视,越干也起劲,南无校的名声也就建立起来了。以后访问一些校友,问他们为什么能在大学生成堆的工作单位担任起总工程师、总经理等老总职位呢?这和他们的机遇、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也和南无校的名声分不开的。

    有不少校友在工作中取得了辉煌成绩,例如沈正中、唐洪富、周志荣、钟信才、卞建华、陈信全、吴其治、侯为贵、王祥生、黄勇等等,等等,无法一一列举。

         6、反右斗争

    南无校因为处于社会之中,因此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学校照样一一经历,有些甚至比社会上还要激烈。

    搬到御道街后不久,就遇到了肃反运动、反胡风集团斗争,学校内除涉及几位语文老师外,其余似乎没什么感觉。

    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学校就难免了。开始党委号召“大鸣大放”,还召开不少座谈会给党提意见。于是有几位教学负责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反对宗派主义”,后来这篇文章被定为大毒草,作者ZMW三人被定为大右派,甚至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这就揭开了南无反右斗争的序幕。学校召开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有一些反右的积极分子,另外一些人则“夹着尾巴”过日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我因为工作忙,平时也不太关心政治,很少在这方面发言,所以没受到什么波及。但在斗争大会上有人点名叫我发言,我发言没有上纲,就会被批评,我再也不敢发言。

    随着斗争的深入,慢慢地一些平时“表现不好”,但又没有在党委会上提过意见的,没写过文章的,也被人搜集了平时的言论,汇集成册,成为批判对象。有一位L老师,他平时比较自由散漫,晚饭后有些人在大树底下乘凉,他会讲一些怪话,结果被搜集起来,为此被打成右派。还有一位P老师,什么公开言论都没有,也集中了他的一些“言论”,被划为右派。由于他不服,反而被划为极右。甚至还把两位学生也划成了右派,其实中专校的学生是不应该打成右派的。

    在这次运动中,显然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了。据说,当时掌舵的校党委也是接受了上级的指令,要完成一定的指标。右派们被撤职、降薪,有的还下放劳动,调出学校(或开除公职)。几年后他们全部被摘帽、平反了。

    反右后又开展了向党交心活动,贴小字报、开座谈会向党交心。在这个活动中又整了一批人。像一专科有一位年纪大的Q老师,他在旧社会娶了两个老婆,他调到学校时把两个老婆都带来学校,住在一起。这位老师信佛,平时走路边走边拾字纸,然后把字纸烧掉。他说随便扔字纸是造虐的。还有一位Y教师公开承认信仰道教。结果这两位老师就成了批判对象。

    反右斗争后又有“反右倾斗争”,好在那只是在党内开展的斗争,我们平民老百姓没怎么受牵连。以后又有四清运动等,但都没有反右斗争那么“轰轰烈烈”。但是下放了一批干部去农村搞“四清运动”。

        7、大炼钢铁

        反右以后,1958年到1960年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学校当然也卷入了这场运动。首先是“大炼钢铁”,全国钢产量要超过1070万吨,任务分派到全国各地、各单位,学校也分到了任务。怎么办?要建炼铁的”小高炉”。一专科也有任务,要建一座小高炉。于是发动学生停课到处去捡砖头,大小、整碎都要。捡来以后在大操场搭起了“高炉”(我教过金属工艺课,讲过炼铁,这时还真起到一些作用)。一时间学校操场上搭起了一座座小高炉。可是炼铁总得有铁矿石、煤炭,到哪里去找呢?砖头可以捡,煤炭可以找,铁矿石却无法找到。搭起的高炉也用不起来。后来学校想了一个办法,让各家把家里的铁锅、铁器捐出来,熔化后再浇铸成铁块,可以充当一部分任务。烧熟铁,操场小高炉居然冒起了烟!但是“产量”还不够,怎么办?就把学校的大铁门拆了下来,也熔化成铁块,勉强完成了任务,可是这种再熔铁有什么用呢?而学校没有大门总不成呀!只好再花钱做了两扇木门!滑天下之大稽!

    大跃进就是要提高产量,学校当时有一些生产的:金工车间为一车间,生产钻床;零件专业所属的二车间生产电源变压器;机专业所属的三车间生产收音机(三勤牌收音机);电子管专业所属的四车间生产5Y3电子管等。为了鼓干劲,学校组织了一次“擂台比武”。我记得比武大会上第一个上台的是基建科的姚世炎科长,他代表后勤组发了一通“豪言壮志”大话。别人也跟着上台大肆吹牛,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说:“完不成任务誓不休”,另一个就说:“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等等大话都出来了,口号声,掌声响彻了整个大礼堂。干劲鼓得足足的,摩拳擦掌真的要大干了!我当时任三车间主任,副主任是於绍闻老师,我俩下来后赶紧布置生产。每天“放卫星”,收音机的产量翻番。我每天数当天生产出来的收音机的数量,一五、一十-----完成了任务就很高兴,完不成只好加班加点。我记得有一次我48个小时没睡觉,就泡在车间里督促学生和工人加班生产。有一段时间没完成任务,朱启銮校长把我和於绍闻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校长开玩笑说:“就看你们两条鱼了,油炸了还是蒸了?”我们只好再压下面。历时一个月确实生产(实际是装配)出不少“三勤牌收音机”。可是装出来卖给谁?卖不出去全都堆放在仓库里,高高的几大摞。(辛苦了,可敬的采购员,南无的四大能人----崔宝华,仲勤,江国援,袁声耀。由于他们能在计划经济中不用计划也能采购来物资,供应大跃进的车间生产需要,因此被誉为四大能人)。最后全都低价处理给学校教工了,我家也买了一部,用了不少年。那时,上级要求的只是你报产量,不问你的成本回收以及利润。所以学校向上报的任务是完成了,浪费却没人查问。这就是学校的“大跃进”!

       8、毛主席语录进课堂

       在教学上也有一些革命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毛主席语录进课堂”。大跃进以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经常举办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后来发展到要求讲课要用毛主席思想作统帅,体现之一就是讲新课前,先讲一句或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引出下面要讲的内容。当然这句语录应该与课程内容有关。所以就不能老是引用“老三篇”的话了。老师们在选择语录时颇费脑筋。我记得许玛玲老师做得比较好,我专门组织大家听她的“语录进课堂”的公开课。

    毛主席在64年春节有一个关于教改的讲话,其中批判了“权威”,认为学生更聪明。于是学校又掀起了学生写教材的热潮。我们专科就组织学生编写“专业实习”教材,后来觉得还不够,又请冯幸媛老师带领学生编写“接收设备”教材,编完了还印出来供学生使用。

    在党的教育方针中有一句话“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的理解就是学生要参加劳动,劳动课作为教学计划的一个内容。所以在三年级时安排了8周时间到车间劳动,这8周要真正劳动。例如某生被分配到收音机装配流水线上,不许轮换,而是要在一个固定点上劳动8周。为了让学生学到些本领,后来在自己学校能修订教学计划时,我把生产劳动改为了专业实习,并规定要进行轮换工种。这下子不得了,文革中成了我的一大罪名,“竟敢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罪莫大焉!

       9、外事活动

       由于南无校的校舍比较气派,教学设备也比较齐全,因此被国家和江苏省选做外宾参观单位,经常要接待外宾。重要的外宾总理和副总理会亲自陪同。这在老南无是一件大事。周总理就亲自陪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来校参观。我记得周总理来之前,我们学习苏联,实行“六节一贯制”,即上午连上六节课。周总理知道后就告诉朱校长,应该排四节课,否则孩子吃不消。总理走了之后,学校马上改为了上午四节课了。陈毅副总理也曾陪同马亨德拉国王来校参观。还有外交部曾组织驻华使节来校参观。反正,在那个期间,外宾来校参观是不断的,学校对环境卫生也十分注意。

       10、我的教学

       我在教了一遍“金属工艺”课后,随着学生的升级,我也开始改变了教课内容。我被分到一专科教“无线电基础课”,和我一起教该门课的有贺铭琛、郭美芸、余山,我们采用的是苏联课本ACEEB著的“无线电基础”。后来我又陆续担任了“电子管”、“脉冲电路”、“发送设备”、“电视设备”、“无线电机结构设计”、“无线电机装校工艺”等课程。反右后,原来的专科主任被打成了右派,我被任命为专科副主任,还兼任三车间主任。

    因为无线电机专业是电子类学校的基本的专业,所以这个专业变动不大,也就自然比较稳定。五十年代末苏联专家走后,学习苏联也不是非要完全照搬了,自己要制订教学计划。订教学计划,就成了专科主要工作之一。因为我们是老校,所以我们的计划往往是兄弟学校相同专业的主要参照。

    另外,上级还要求学校编写教材,并指定国防出版社出版这些教材。我记得当时的教务副校长叶厚畬传达上级指示说,要快,不必考虑过多,“剪刀浆糊红墨水”就成了,意思是说可以找参考资料,编成适合使用的课本,赶快出版供学生用。我们学校自然也成了编教材的主要力量。那时不是你想不想编,而是当成任务非编不可。因为当时稿费很低很低,也没有评职称的问题,所以老师并不热衷于编写教材。我在的一专科组织教师编写了不少教材,供给各校使用。我编写了“无线电机结构设计”,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另外我翻译(译自俄文)的“无线电机装校工艺”也由该社出版。编写教材的还有余山、周雄粤、陈传虞、刘昌图、申业刚等老师。

    大约在1960年左右,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第一次进行毕业设计,他们没有经验,要求我校支持。学校就派我去长沙电校指导他们老师辅导毕业设计,我在长沙电校住了大约一个月,认识了当时的长沙电校的校长恽林,还认识了专业教师贺仁体。

    一专业成了我校的主要专业,也成了兄弟学校同类专业的领头专业。

    我自己在这段时期,工作量比较大,但是我从未放弃教学,始终坚持上课。我因为是跟班上来,所以教的课程比较多,也比较杂。应该说这不是正常情况,学校稳定后,我教的课也就稳定了。

    1961年以后,教学开始稳定一些了。上级发了一些文件,教学40条、60条之类的文件。四机部组织教学检查。我参加过多次全国性质的检查。去过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西安无线电工业学校、武汉无线电工业学校、南昌无线电工业学校等处检查教学。

       文革时期

       1966年中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学校自然也进入了这项运动之中,从此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19666月,学校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矛头主要是指向“死老虎”,即所谓的“老右派”、“历史反革命”。这,并未引起什么轰动。接着,揭发第一批“反动学术权威”——Y、俞、L(党外的教学副校长和两位专科副主任),本人有幸忝列其中。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引起了比较大的影响。

       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新鲜劲头过去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学生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党委。这时学生分成了两派,一派反党委,称为“造反派”,因为是812日成立的造反派组织,所以叫“八一二”;另外一派是保党委的,“八一二”把他们叫做“老保”,这在当时是不好听的一个名字。所以保党委的一派,也自称为造反派,叫做“东风”。

        从此文化大革命在校内就成了这两派的斗争。校党委成员和校领导也分成了两部分,有的支持“东风”,有的支持“八一二”。教师自然也分成了两派,成立了不少“战斗队”。当然也有一些“中立”组织。学校闹得乱哄哄,自然也就不上课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学生们也没精力管我们了,没事干,就参加一些劳动。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了武斗。南无的学生,大多出身比较好,所谓“根正苗红”,天不怕地不怕。南无的武斗在南京市是比较有名的,不但在校内打死了人,而且还打到了社会上。有时社会上一些同观点的造反派组织,请南无的学生组织去支援,学生们也会去参加武斗。

       这样闹了差不多两年,上面派来了“工宣队”、“军宣队”,学校斗争又转变了形势。6910月根据“一号战备动员令”,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精神,把一批教师下放到苏北农村。学生则陆续分配了工作,离开了学校。留在校内的教职员工,则继续开展运动,叫做“清除五一六”,又死了几个人。

    学校没有了学生,南无已经再也没有生气了。留校的人当中,有人认为办学校不如办工厂(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就把学校改为“光华无线电厂”。后来又觉得解放军好(全国学解放军),最好是参军。当时军队院校也在改革,据说,解放军通讯学院原来在重庆和上饶的学校想搬到南京,向通讯兵部提出了申请。通讯兵部的部长王诤就是四级部的部长,他批准了通讯学院的要求,将几所通讯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军事通讯学院”。正好南无校的员工也有此要求,就将南无校撤销,原校址拨给了解放军。学校原教工绝大部分组成了63研究所,拨出一部分校舍做为研究所。63研究所隶属南京军事通讯学院。不少教工也参加了解放军。

    1969年下放的一百来名教师及领导干部,从此就没有了“原单位”。除了政治上的联系(比如落实政策)外,就没有别的联系了。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从此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灾难,那么,文化大革命给南无校带来的却是灭顶之灾。所以我在划分南无校历史时期时,从1970年到1979年是空白,也就是这个时期已经没有了南无校。

    南无校下放的教师及职工,其中绝大部分是下放到江苏北部的宿迁县,分布在十几个公社。开始时在各生产队参加劳动,以后又参加了农村的“一打三反运动”。由公社领导带队,下放干部参加,组成“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贫宣队),下到公社、生产队去开展运动(本来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没想到还没受好教育,又要去教育生产队干部了)。大约干了一年多,运动就基本结束了。

    过了两年,公社给每户下放干部一笔钱,生产队划分一块宅基地,要下放干部盖住房,准备在农村打“万年桩”了。因为是带薪下放,而且下放干部有户口粮食供应,不需生产队负担,所以农民还是比较欢迎的。按照“一号战备动员令”,都是全家下放,即带着子女下放的,而且是带着所有的“坛坛罐罐”下放的。子女们没有公粮供应,要靠生产队分配口粮,子女们要参加劳动,挣工分,凭此分配口粮。

    以后根据上级指示,县政府和公社开始启用下放干部。于是有的下放干部分配在公社学校教书,有的到工厂工作。从1969年下放直到1978年,十年的时光就这样浪费掉了,而且大家正是年富力强中年时期,十分可惜。  

四、沧波门时期

     1978年以后,上面的政策有变,下放干部陆续上调,回到原单位。而南无校的下放干部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能否回去?回到何处?成了这批人的最大问题。

1978年我在宿迁无线电厂工作。这时,淮阴成立了“淮阴电子工业学校”。淮阴专区从宿迁县抽调了一批南无的教师到淮阴电子工业学校,其中包括原南无校的教务副校长叶厚畬,任命他当淮阴电子工业学校的副校长。而其他一些学校,像南京海校、南京一中等学校的教师则陆续调回原校,南无的下放教师怎么办?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商讨。我自己当然也比较着急。因为我在文革前,经常到北京四机部出差,认识部里的一些干部,我决定到北京去问问部里的意见。到北京后我找到四机部教育局中专处,见到戴心怡处长,他说部里曾有意将南无这批教师调到贵州无线电工业学校,我听了当然很不高兴。我把下放干部希望恢复南无的想法告诉了他,他说部里也有此打算,只是南无已经没有了校址,一切都要从头来,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过了一段时间,听说部里已决定恢复南无。在讨论是建一所高等院校,还是仍然建一所中专校时,刘寅副部长提出还是建中专校。刘寅副部长是1953年第一次建南无校的主要指导者,建成后他一直都在关心着南无,他对南无是有感情的,他认为作为中专校的南无办得那么好,为什么不再办中专校了呢?在他的坚持下,部里决定恢复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由部里拨款,请江苏省筹办。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后当然很高兴,可是南无的人散在各处,又没有了原单位,如果这次不能借此机会把所有下放干部调回去,以后就很难说了。于是我和吴基明老师一起搜集了全体南无下放干部名单,写好后由我送到北京四机部,请他们转交江苏省,上调时应该不管什么情况,一律调回南无。部里接受了我提交的名单,也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后来省里调人时,果然把所有的人都调了回来。这份名单我至今保存在手里,现在作为一份资料,附在本文的后面。19781226日四机部终于下发了文件,文中说重建南无校,并将所有原南无下放干部调回南京。

复建学校的文件下达后,省政府委托江苏省电子厅具体负责筹备,所以江苏省电子厅成立了复校筹备组,由电子厅办公室主任李崇杰担任筹备组组长,又抽调了几位下放干部参加筹备工作,其中有王绍祐、刘映澄、梁孟箴、何莲娟和我。工作地点就设立在电子厅院内平房。我和梁负责教学筹备,王和刘负责基建筹备。因为要求1981年招生,所以必须想办法建临时校舍。19791980年的情况和1953年第一次筹建南无校时的形势已大不相同。李崇杰同志可是费了不少劲,东跑西颠,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在南京市光华门外沧波门,靠近南京晶体管厂,找到了一块地可以征用。当时征地市里的批准权只能在10亩以内,所以就征收了一块九亩九的土地,做为校区,盖了两层的教学楼和办公楼,以及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在校区附近青龙山坡盖了若干平房作为教工宿舍。房子盖好后,于1981年暑假招收了第一批学生,90名,两个班,都是“无线电技术专业”,高中生,学制两年。91日如期开学。

学校由李崇杰任行政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叶厚畬任教务副校长,王绍祐任教务科长,我任一专科主任,李树燕任普基科主任。

在沧波们时期,学校建立了一批实验室,还创建了电教室。

由于教工宿舍与校区有一段距离,所以每天有校车(面包车),接送老师上课及晚间辅导。

1982年招收了两个班,仍然是“无线电技术专业”。19837月,复校后的第一期学生毕业了,时隔17年南无校总算又有毕业生了,值得大书一笔!当年还开始招收“电子设备结构设计专业”的学生,这个专业招收了一个班,“无线电技术专业”则招收两个班,所以,1983年共招收了三个班。1984年招收三个班,但是专业扩大到三个,即“无线电技术专业”、“电子设备结构设计专业”和“电子化学工艺专业”。龚维蒸老师任结构专业主任,朱余钊老师任化学专业主任,陈传虞老师任无线电专业主任。

教师队伍中原老南无的老教师是骨干力量,他们有申业刚、陈传虞、、余山、、顾国光、陶文江、王谨之、朱可娟、赵伯苓、王世忠、何莲娟、李树燕、陈一葵、赵西伦、龚维蒸、朱余钊、董怀艾、吴基明、张桂秋、宋康霞、王冰清、常书舞、龚斐、刘映澄、高琛、姜奕桂、郑福洁、刘朔珠、方时安、陈中萃、刘宛玲、孙希康、吴祖耀、张文明、倪燮源、章培义、王福贤、谢志明、张绶伦、叶竟芬等等。此时,又调来了一批中年教师,如郑应光、袁崇敬等。同时,还分配来一批大学生,他们大都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二批大学生。老教师陆续退休后,他们成了新南无的骨干教师。

学校复校后不久,我们国家决定对知识分子进行职称评定。江苏省高教局对我校几位老教师进行了评定。1982817日省高教局下文: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经研究,同意你校 申业刚、龚维蒸、叶厚畬、俞家琦、朱余钊、陈传虞等六位同志为副教授。 特此通知

江苏省高等教育局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

  以后国家规定,中等专业学校高级职称只能评为高级讲师,所以我们几个人,就成为中专校少有的几位副教授了。

  随后学校又进行了讲师的评定。一些合资格的老师,经过外语考试及评定,评为讲师。

 在这段期间,原南无校的副校长,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校长汤楚璞,从成都调回来任顾问。原长沙电校的校长恽林调来任校长。19827月,电子工业部下文任命我为教学副校长。

沧波们临时征的九亩九土地太小,无法发展,李崇杰副校长在此期间到处跑征地,整天坐着吉普车,找了无数的人,说了无数的话,总算划定了一块地,就在沧波们校区附近,比较大。征地要盖章,我也说不上究竟要盖多少章,据说很多。后来章已基本盖完,却突然说不成了,因为该地皮早已批给南京铁路局,要在此地建设“驼峰调度场”,空欢喜一场。此时恽林校长已来此主持工作,他召集了各方人士讨论,究竟怎么办?当时有两种意见,大多数教工都主张在城内选地建校,因为在城外交通太不方便。城内是无法找到较大地盘的,在郊外则有可能找到适宜建校的较大地盘。但是,在城外找大地盘,谈何容易!1982年在城内找到了一块地,即古平岗原“二九二技工学校”的校舍,属十四所所有。经过讨论,决定征用这块地。当然,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是李崇杰出马,开始跑这块地。最后总算被他跑下来了。于是开始在古平冈校区建校,包括教学大楼,教工宿舍、食堂等等。经过一番努力,1984年,教工宿舍建成,教工先迁入城内,而学生则仍留在沧波们上课。每天有校车(大的交通车)往来沧波门与古平冈,接送教工上下班。                                                                                                                                                         

由于年龄大了,汤顾问、叶校长、恽校长陆续退休。电子部调来戴超(原西军电某系党总支书记)任党委书记,王本忠(720厂副总工程师)任校长。

1985年古平岗校区教学楼建成,学生全部迁入新校区,沧波们时代结束。

    古平岗时期

1、恢复

文革后各中专校逐步恢复了元气,无论是南京市的兄弟学校,还是全国电子类中专校都在恢复重建中。但是没有一所学校像我校那么惨。因为他们的原校舍都存在,恢复元气比较容易,而我校由于原校舍被别人占领了,只能从头来。文革刚过,整个国家都是百废待兴,一个中专校能有多大能量重建呢?有谁把你放在重要地位呢?我因为参加了两次筹建学校,所以深有体会,两次建校的气氛及难度大不一样。在征地很困难时,李崇杰副校长曾经找我商量过,要不要和解放军通讯学院打官司,要回我们的校舍,至少要他们赔偿一些钱。他要求我去一趟北京,问问部里的意见。我到北京后找到了我的学生孙汉忠,他当时任四机部张挺部长的秘书,我想看看部里把南无拨给军事学院的批文。他带我到档案室,借出了当时的批文。所谓批文其实就是一张信纸,是军事学院打给通讯部的在南京建院的报告。报告下面有王诤部长的批示,是用铅笔字写的。大意是“将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校址及设备拨给解放军通讯兵部,建立军事通讯学院”。什么条件也没写。我找到四机部教育局的戴心怡处长,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了他,他劝我们作罢,不要打官司。他说你们缺钱,部里会给你们的。我体会他的意思是老部长作的决定,不要再触动了。就这样,我们完全失去了老南无原来的一切,不但校址、校舍没了,就连图书馆老倌长邱宗义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成套的英文原版杂志也送给了人家。最糟糕的是老南无的档案也留在了军事通讯学院。因为通讯学院的院长吕海寰是我的老同学,所以我后来找他去要,他让人把老南无的档案全部找了出来,并送还给了我们。

南无二次建校遇到的困难虽然我们逐个克服了,但是有些后遗症却无法补偿了。这主要是指后来评级、升高校中遇到的困难。为什么九十年代初别的学校都升了级,作为老大哥的南无(文革前不仅在南京市,就是在全国同类中专校中我们也是当然的老大哥)却那么难,落在别人的后面?这就是我说的文革中遭到的灭顶之灾!

在教学方面,因为有老南无的一批有经验的老教师,有原有的优良校风,再加上校友的支持,所以得以较好地恢复了。首先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到了1990年招收了10个班。专业设置也是逐年增加:由复校后只招收一个专业,增加到七个专业:即“无线电技术专业”、“电子设备结构设计专业”、“电子化学工艺专业”、“电子技术与外贸专业”、“塑料成型与模具设计专业”、“机电元件与电声器件专业”。

因为老南无的名声很好,所以每年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比较理想,招生的质量自然比较高。新南无的毕业生也是好样的,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材,给南无校继续增了光。新南无在艰难的处境下慢慢成长起来了。

2、继续建校的困难

学校虽然初步建成,但是想要完善,谈何容易?首先,基建经费有限,想要满足学校教学要求很难。再有就是与邻居十四所的关系,主要是指地皮和房舍的纠纷。我记得为了古平岗校区办公楼,我校和十四所有争执:我们认为校区前面的两层红楼是我们的,十四所认为没有划给我们。为了阻止我们迁入红楼,十四所在红楼前砌起了一座墙。他们白天砌墙,李崇杰让基建组夜里开着铲土机把他们砌的墙给铲倒了。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壮举!再砌,再铲!于是十四所把我们告到了电子厅,电子厅通知我们两个单位去厅里说清楚。当时的校长是王本忠,负责基建的副校长是李崇杰,照理讲应该是他们两位中的一位去比较合适。可是王本忠校长让我去,他说我去比较合适,他在后面有个退路。我就去了电子厅,反正我也不了解情况,去了就是听听意见吧。我不会表态,也不会答应什么。有意思的是当时代表电子厅主持会议的是办公室主任陈炳声,而他就是未来的南无校党委书记、校长。我不知道当时他自己是否有察觉(我估计他不会知道。因为他调来学校是较久以后的事)。这种会议肯定不会有结果,他们讲了一通,我当然也讲了一通,反正各不相让。最后这场官司还是我们赢了。红楼划归了我们做为办公楼。

刚搬进古平岗时学生住在原来的两座小二层黄楼,后来学校逐步扩大,学生宿舍不够住了,必须建设新的学生宿舍,但是缺乏资金。当时的书记、校长已经是陈炳声了。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具体是个什么决定,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总之,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决定。正是由于他的这个决定,学生宿舍得以建成,扩大招生的计划得以实现。在这个方面,陈校长立了一功。

3、评职称

到古平岗后,学校成立“职称评定委员会”,我被任命为评委会主任。评委会委员由已被评为副教授的几位老师担任。有陈传虞、申业刚、龚维蒸等人,陶文江和徐申任秘书。评委会开始工作时,向全校公布:所有教师及技术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请评定职称。结果提出申请的人很多。我们把凡是提出申请评为高级职称的人员名单公布。并召开了全体教师及技术人员大会,让大家了解申请人员的情况,并请大家进行投票。不记名,不限人数,可以自己投自己。这样,我们心里就有了一个底,知道了群众的看法。这个名单就作为今后评定高级职称的重要参考。我印象中,李树燕得票最多排第一,顾国光排第二。

评定职称上级是给定指标的,评委会一次次开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评定。评委会人员进行认真讨论后,进行无记名投票。因为大家都是熟人,笔迹都能认识,为了保密,写好票都投入投票箱内,指定由秘书开箱,我和评委会委员,谁也不许看票。最后由秘书宣布投票结果,并把票销毁。这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评定,总体是顺利的。学校评委会只对中级职称有评定权,对高级职称只能初评,初评结果送到省评委会进行评定。好在我本人又是省评委会委员,所以我校的高级职称评定,省里退回来的机会不多。

评定职称肯定会有矛盾的,上级给的指标有限,很难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为此,我曾专门到北京电子工业部去要指标。提出,我校的老教师比较多,请多给些指标。所幸,部里还是照顾老校的,给我们增加了指标,满足了我校的部分要求。

因为我校评定职称进行得比较顺利,省电子厅曾要我去厅里向有关单位介绍经验。

4、恢复排头兵地位

南无校在复校的过程中,虽然步履艰辛,但是由于老南无的影响犹在,所以我们和兄弟学校相处中,仍然得到了他们的尊重。我校教师担当了较多全国性质的技术职位。例如,我从1982年起,连续担任三届“电子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电子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本来在一个委员会内每个学校只能有一名委员,但是因为我校副教授比较多,而其他学校只有高级讲师,没有副教授,所以部里破例同意我校有两人参加,这样就把申业刚也安排在评委会内,作为委员。评委会的秘书由评委会主任所在学校聘任。我的秘书先后共有四位,他们是:马榕、洪海洋、王均铭、华永平。龚维蒸担任“机械类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李树燕担任国家教委“全国电工课程组组长”,陈传虞担任国家教委“脉冲课程组”成员。

我在任教材编委会主任期间,认识了不少兄弟学校的人。我们编委会的成员有: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赵震初;曾玉昆(后来计算机专业从无线电技术专业编委会分出去,他担任计算机编委会的主任);武汉无线电工业学校的陈继生;江西无线电工业学校的赵伯苓;上海电子工业学校的费乃正;福建电子工业学校的潘平中;大连电子工业学校的张绪华;无锡无线电工业学校的吴士忠、吴雪方;辽宁电子工业学校的刘凤池;哈尔滨电子工业学校的范理风等。我还认识了不少兄弟学校的校长和教学副校长,在交流中他们都知道老南无,也都承认新南无的教学力量。我感到,南无校仍然是同类学校的排头兵。

1982年恢复评职称后,编写教材就成了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条件。再加上八十年代稿费也在逐步提高,因此编教材成了老师们想争取的事。我校在编写教材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编教材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八十年代,我校教师出版了不少教材。我们编写、出版的统编教材有:李树燕的“电工原理”;陈传虞的“脉冲技术”;我的“电子计算机原理和使用”、“高频电子线路”;申业刚的“测量原理和仪器”;龚维蒸的“电子设备结构设计”;朱可娟的“生产组织”;我主编,王均铭、赵西伦、林海平、管光玉参编的“电子工艺实习”;卞小梅的“低频电子线路路”;王均铭的“通讯原理和设备”;郑应光的“高频电子线路”;朱余钊的“电子元件”,顾国光的“微波技术”等等。另外,张桂秋、王瑾之、华永平等也编写和出版了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叶厚畬和我还先后担任了江苏省电子学会科普委员会主任。我校的其他领导和老师也有不少人担任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一些学会的委员或主任。这都给学校争得了荣誉。

我还曾被国家教委聘为国家教委专家组成员,参与制定、审核一些教学文件。

5、下放

1987年,教育体制改革,国家工业部门开始把所属学校下放给地方,电子类学校也面临这个问题。我在南无校近40年,从来没离开过电子部,因此对于下放我十分不愿意。但是,这是大势所趋,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于事无补。我记得86还是87年,部里来人,征求学校领导的意见。即同意下放还是不同意。当时学校有四位校领导,开会表态。四人中两人表示愿意下放,一人未表态,只有我一人表示反对。其实,这在当时也不过是走过场,上级怎么定,校领导反对有何用!我还为此去找了电子部下来征求意见的干部,企图说服他们暂缓下放(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我知道,武汉电校的周校长不同意下放,武汉电校当时就没有下放)。当然,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没能阻止学校下放。南无校在电子部所属的全国学校中,是下放最早的学校之一。我至今还记得王本忠校长在传达电子部副部长张学东的一句话,张说:“下放就是要你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自己游泳,有能力的就能取胜,没能力的就下沉”。现在想想,这话也对,是不应该总离不开奶娘,不能总靠吃奶,要自力更生。但是,再想想,这句话对一些辞职下海经商的人,对私营企业主是对的,而对于学校似乎还不能对上号。因为所谓的下放,只不过是把“大婆婆”换成了“小婆婆”,学校的经费来源由中央改为地方。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究竟有多大?是“独立在大海中游泳吗”?作为上级来讲,该给的条件是否都给了?不该管的是否就不管了呢?如果下了海,还必须要看着岸上指挥的人,游泳的人说不定会淹死的。

我垂垂老矣,游不动了,还是上岸为妙。

6、校长

为官一任,总要留下点什么,就是你做了哪些事,给学校留下了什么,要让后人有个看法。我觉得老南无值得一提的是朱启銮校长,是他把南无校从小带到大,是在他的领导下把老南无建成全国的知名学校。新南无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位领导,一位是李崇杰,一位是陈炳声。新南无期间,我和他们共过事,我和他们有过不同意见,我也曾不赞同他们的某些做法。但是李崇杰在恢复南无校工作中做出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陈炳声在后继的工作中,在继续发展南无,在建设学生宿舍时的功劳也是不容忽视的。以后,在把南无校建成大专,建设仙林新校区方面肯定校领导们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就要由后人评说了。

7、再说几句

作为职业学校,我认为培养出的人才,一定要实,就是顶用。首先要有一颗踏实肯干的心,不要怕吃苦。南无校的毕业生中,凡是有所作为的没有一个不是踏实肯干的人。既要有敏捷的头脑,又要肯动手。动手能力强,自然就会受到用人部门的欢迎。因为我们培养的是实用人才,不是专门培养领导干部的。至于说,有些毕业生当了领导,那是在他实干出成绩后,被提拔的。当不当领导,不是鉴别毕业生是否有成就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标准是你所在的岗位是不是离不开你(当然是相对的,是说你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老师中,就有人不但概念清楚,而且动手能力强,能干出活来。如於绍闻、沈俞坤等等。新南无毕业生中也有不少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人,如倪权、陈松等等。

再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赞成现在进行的什么学校达标、评估、验收、检查等等。虽然我在位时也参加了不少这类活动,甚至也为此做出过努力,那是因为我当了和尚,不得不撞钟,现在不当和尚了,自然可以说些风凉话。精力应该用在实处,不要做虚功,不要只想着做给领导看。学校好不好,社会自有评论。如果你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好样的,个顶个都是受欢迎的人才,学校就成功了。

我始终主张重视“文凭”,不要看重学历。中国太重视学历了。我老说,以前陈嘉庚办的福建集美专科学校,就是一所职业学校,可是培养出来的人顶用,所以蜚声海内外。大家都喜欢用他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协和护士学校培养出来的护士,国际公认,拿了这所学校的文凭,在国外到处可以找到工作,何愁是个中等的学历呢?话说回来,我也曾经为南无校的升级着过急,那是因为目前的体制如此,不得不为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只要培养的人真正顶用,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希望南无,不,现在是“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凭是响当当的,人家看见这张文凭,就相信拿文凭的人是顶用的,是可以让人放心使用的技术干部,学校自然就成为一所名校了。